那儿年，最早会哼的歌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最早会认的字是“毛主席”和“最高指示”，最早会说的英语是大舅教的“Chairman Mao long long ago”。  

那儿年，“某某人民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咋听都是“某某人民公社两个蛋现在开始抱鸡”，与小伙伴们学舌了很久。

那儿年，喜欢用藤条编副假眼镜挂在鼻梁装斯文，因为村里最有文化的人、蒙师辛先生就戴着眼镜，上衣口袋里还经常插着两支钢笔。父亲说，如果插三支，就成修钢笔的了。

那儿年，追电影从《地道战》《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追到《天仙配》《女附马》《铁弓缘》《牛郞织女》《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时候，便对“我担水来你浇园”“十八里长亭相送”隐隐约约有了些想法。

那儿年，乡下人大都盼望儿子能成为“全国粮票”（国家干部），女儿能嫁给“全国粮票”，尽管他们大都觉得祖坟不会冒青烟，也没长那棵歪脖子树。

那儿年，三角八分钱一斤的煤油金贵，父母舍不得把煤油灯点得太亮，照的时间太久，多数小人书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大部头，都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完的。手电筒用的“火车”牌干电池一对四角五分钱，可持续使用两到三个小时。

那儿年，流行喇叭裤和遮耳长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事倒是不曾发生，喇叭裤却让德育处的老师很是惊恐，一时间是见一条剪一条，直到他们也忍不住穿上了为止。

那儿年，看到一些人里面露着领口已经发毛的秋衣，外面套着绉巴巴的二手西装，脚上穿着沾满泥土的黄色胶鞋，光脖子上挂着乌不溜秋的劣质拉链领带，很是有些羡慕，一点也不觉得滑稽。

那儿年，满大街都飘着邓丽君《甜蜜蜜》《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的歌声，中小学校园也不例外。尽管教唱《北国之春》时刻意跳过 “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至今尚未吐真情”的体育老师坚称，那些都是靡靡之音。

那儿年，脱农皮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紧迫和现实得多。高考前夕与值周老师一起对着便槽尿尿，老师恨铁不成钢：“希望下年不要来补习！”应声而答：“如果要来补习，我把名字倒改过！”幸好顺利上岸，没给自己丢脸。

那儿年，大学里几乎人人都在读诗，读尼采、柏拉图、叔本华、黑格尔、弗洛伊德，仿佛不知道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江河的《纪念碑》，炫不了几句存在主义、理想国、生命意志、绝对精神、人格结构理论和精神分析学，按四川话说，就是个傻B、瓜娃子。

那儿年，学校的食堂和灯光球场摆开就是舞场，从华尔兹到布鲁斯，到探戈，到恰恰恰，到迪斯科，到霹雳舞，不到精疲力竭绝不会罢休，有时疯完了，还拖着同寝室喜欢弹吉他的哥们到池塘边的月下来上一曲《爱的罗曼史》。

那儿年，十几岁的小丫头，六十几岁的老太太，都喜欢别人称她“小姐”，而不是“小妹儿”“小姐姐”“姐”“大姐”“某老师”。

那儿年，被扔到没有一寸水泥路、一棵道旁树的小城，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妥妥的光“灰”（光辉）岁月、有“泥”（友谊）长存。

那儿年，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

那儿年，不相信头顶有神明，地上有救世主，转角处有香草美人。

那儿年，走路带风，说话很冲，以为遇见的都是贵人，相逢的都是凤侣，看到的都是天下，行走的都是坦途。

那儿年……

那儿年的老照片已然泛黄。

那儿年嬉戏笑骂、称兄道弟的人，餐聚时得按尊卑顺序谨谨慎慎排座位了。(202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