賨族与道教及大成国的关系探析
□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员 哲学博士 曾维加
道教创建于巴蜀地区,其地除了有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之外,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也为道教创建和传播提供了信仰基础。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多信仰巫教,其中以氐、羌、苗等部落为最。《山海经》记载的“巫彭”、“巫抵”、“巫阳”、“巫谢”、“巫罗”等都为巴濮族之大姓,皆氐羌族系。故向达先生认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而缘饰以《老子》五千文。正因为道教的思想源出西南少数民族,所以后来的李雄、符坚、姚苌以及南诏、大理,才能靡然风从,受之不疑。本文在分析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賨族及其所创建的大成国与道教之间的关系。
一、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
关于创立于蜀地的五斗米道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前人已作过很多研究。蒙文通先生认为,五斗米道原为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汉末西南民族向北迁徙,氐人等民族北入汉中及汉水上游,五斗米道亦于此时传入汉中。据《晋书》记载,永嘉三年秋七月辛未,平阳人刘芒荡自称是汉皇室后裔,诱骗羌戎等少数民族与其一同起事,并在马兰山僭称帝号。支胡五斗叟、郝索聚众数千,屯兵新丰,与芒荡联合。后征西大将军、南阳王模派遣其大将淳于定破刘芒荡、五斗叟,并斩之。“叟”,即为西南少数民族之称,故“五斗叟”当为信奉五斗米道的少数民族。
对于巴蜀道教的民族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五斗米道的创立包括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巫教及神仙信仰成分。如《山海经》中就有对西南少数民族如氐羌苗等信仰巫鬼的记载。又如《后汉书》中说“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张陵在此创教,难免不受少数民族原始巫教的影响,吸收其中某些内容,以便更多地招徕少数民族信奉。因此,可以说道教正是创建在少数民族信仰之上。
其次，巴蜀道教的信仰者在当时应该多为少数民族。先秦时，巴蜀为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地。巴与蜀既是两个部国，又是巴族、蜀族及其所属众多民族聚居之地。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地有“灌、费、直、共、奴、攘、夷蛋之蛮”，而蜀地则有“滇、僚、贵、僰、僮、仆”等部族。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民族，比如蜀境内还有邓、乍、冉、陇、青衣等民族;巴境内还有称为“磐抓种”的少数民族。因此，当张陵在蜀地创道时面对的多是当地少数民族。《弘明集。玄光法师辩惑论》认为张鲁在汉中传播五斗米道“大集祭酒及诸鬼卒”，正是因为其信奉者大多为氏夷，故称其为“鬼卒、鬼民、鬼吏、鬼道”。可见，当时道教的传播对象多为少数民族。
再者，从道教的道经来看，其所传教的对象是面对芸芸众生，不分族别。《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说，太上老君对生在中华的众生与生在夷狄之中或生在蛮戎之内的众生所受的苦难一样哀悯，于是分身教化，化身下降。意图广宣要法，普济众生。因此，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只要能心修至道，就能渐人仙宗，从而永离轮回，超升成道。这充分体现了道教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平等态度。曹魏时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是将夷人、胡人与汉族百姓一道，纳人了种民的选择范围之内，经里还描写了胡人叩头数万，凳头剔须，愿信真人的信奉道教场景。《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说九皇夫人掌管下元八极贵贱，“凡人世四夷八蛮、九州十道、六戎五狄”之人，都在其救度范围。
另外，道教的神仙谱系中的天神还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信仰，如《赤松子章历》里认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有“九夷君、八蛮君、六戎君、五狄君”等源于少数民族的天神，他们与位于中央的汉族天神“三秦君”一样，起着保护世人、驱逐妖邪、造福人类的作用，并且将汉族传统的五帝信仰及天干与之搭配，形成“东方青帝甲乙九夷君”、“南方赤帝丙丁八蛮君”、“西方白帝庚辛六戎君”、“北方黑帝壬癸五狄君”、“中央黄帝戊己三秦君”等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信仰的称谓。
总之，道教是结合西南少数民族信仰而创立的，这已被学术界公认。不仅如此，道教在创立后还与西南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在其中传播着。而西南少数民族对道教的信仰也是道教文化中重要的部分。
二、賨族与五斗米道的关系
賨是秦汉时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其主要居住于今四川渠县一带，扬雄《蜀都赋》里说:“东有巴贵，绵亘百濮”表明賨族原为濮人的一支。常球《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宕渠盖为故责国，今有賨城。”又说:“间中有渝水，责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舆地纪胜》对賨族的记载是:“巴西宕渠(今渠县)，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责国都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潜水》说:“县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盖古费国也，今有责城。”由此可知，賨人勇健好斗，曾经以部族的力量在巴地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建立过自己的国家。
賨族古称为板楯蛮，因其族在战场上善于使用木板盾牌而闻名。秦及西汉政府对板循蛮实行特别宽大的政策，刑罚从轻，赋税从轻，并允许板循蛮以自己的土产品“贵布”来代替赋税，《说文·贝部》“賨，南蛮赋也”，《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即是指此。后来人们就以贵来称其部族。賨族好勇善战，曾帮助周武王讨伐商封，后又帮秦王平定白虎之患，秦统一巴蜀后，他们受到了特殊优待。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数千人。昭王乃重葬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锐。时有巴郡阂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谈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风俗通》作卢)、朴、督(《风俗通》作杳，《华阳国志·巴志》作替)、郑、度、夕、龚(《风俗通》讹作袭)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责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
賨人敬信鬼神，常“祭鬼以祈福”《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好古乐道之诗”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谁能长生，不朽难获。”可以说是賨人对浩瀚宇宙的苦苦思索、对人生短暂的无奈叹息。因此，当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兴起时，賨人对生命的追求终于找到了信仰的寄托。
兴平元年(191年)，刘焉死，其子刘璋接任益州牧，张鲁等因刘璋软弱无能，于是“稍骄于汉”，在汉中割据，并以五斗米教的教义教法统治人民，成为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张鲁占据汉中及巴郡部分地区后，吸取了中平年间蜀中黄巾军马相起义失败的教训，不称天子，不任命官员，而是用一整套教职来取而代之。张鲁自称“师君”，其下为治头大祭酒，再下为祭酒，鬼卒。他们废除旧有法律，以廉耻、诚信教育管理人民。对犯法者，令其修路补过，三次不改则杀之，祭酒等在为人治病时令其自首其过，以此教化人民。张鲁还作《老子想尔注》教化人们，称“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这种修道成仙的理论对于追求福寿长生的少数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成为他们精神信仰的理论向导，因此当地百姓及附近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相继信奉五斗米道，趋附者日渐增多，其中就包括賨人在内。据《晋书》记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现，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当时巴郡的一些责族部落首领如杜镬、朴胡、袁约等也都率族人前往汉中投靠张鲁。得到了少数民族支持的张鲁，势力迅速扩大。建安五年(200年)，张鲁袭杀同在汉中的张修，兼并其部众，单独控制汉中。后杜、朴等贵族首领投降曹操，分别被封为巴东、巴西太守。
三、大成国与五斗米道的关系
元康八年(297年)的关中大饥荒，使得略阳、天水等6郡的十几万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涌人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其中有一族人，便是賨人后裔巴氏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库等人。
李氏乃巴氏邵人，《肯书.李特载记》说:一李特字玄休，巴西右渠(故城在今四川渠县东北)人，其先凛君之苗裔也。”察君即古代巴人，《资治通签》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九月记载说:“初，张鲁在汉中，费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可见李氏的祖辈当为居住于今重庆渠县一带的賨人，后迁往汉中信奉五斗米道。《晋书·载记》说李特曾追尊其母普氏为皇太后，而咎姓则为责族大姓，可见李特当为賨人。又《华阳国志》卷九载李特弟李骤、李特孙李稚皆娶咎女，而李特及其长子李荡又都娶责族大姓罗姓之女为妻，都可证明李氏正是賨人。后来“魏武帝克汉中，特祖(武)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氏”，口，略阳在秦岭南麓，是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离早期五斗米道的汉中传教中心不远，可见李特祖辈在投降曹操后仍然生活在五斗米道的传播区域，保留着五斗米道的信仰。“特之党类皆巴西人”，巴西为道教传播地，张鲁的信众就多在巴西，可见跟随李特的当有不少是五斗米道的信徒。《北史》卷六十六《泉企传》记载:“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就是道教在巴氏及其它少数民族人中有着广泛影响的真实写照。
以信奉五斗米道的賨人后筒孚比为百的琉氏进人蜀地后，被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底看中，想利用其力量达到自己割据一方的目的。但当赵魔独据益州后，又害怕李氏兄弟的威望，于是把李特的三弟李库给杀了。李特起兵反赵，击溃赵氏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顺势攻人成都，赵厥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结果被手下人所杀。后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罗尚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各自退守。后众人推李特之子李雄为主，李雄的军队又接连战胜罗尚，最后攻下成都，将罗尚赶出益州。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而当时西晋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无暇西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李氏为早期五斗米道信徒，大成国的建立及其统治也与五斗米道有密切关系，其中有一名叫范长生的五斗米道道徒在大成国中担任过重要角色。范长生，又名延久、九重、支，字符，涪陵丹兴人。范姓为賨人大姓，汉高祖刘邦起兵时就有间中賨人范目为其招募责民讨伐暴秦。后秦地既定，范目受封为间中慈乡侯，后又受封为渡河侯。责民皆思归，刘邦嘉奖责民所立的战功，对范目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准许责民回归故里，并免除赋税若干。据唐长孺先生在《范长生与巴氏据蜀的关系》一文中考证，范姓乃涪陵豪姓大族，于延熙十一年被迁往蜀地。而涪陵在两晋时为蛮族聚居之地，因此唐先生推论，范长生的先世很可能是涪陵少数民族，蜀汉时迁居于蜀郡青城山下，成为当地拥有大批部曲的地主。不仅如此，据史料记载，范长生还是一个宗教领袖，据《太平御览》卷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国春秋·蜀录》说:“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范长生居住于道教洞天福地青城山，再加上蜀中五斗米道相当流行，可以相信范长生当为五斗米道首领。正是由于种族以及宗教上的特殊原因，范长生从起义时就大力支持李氏军队，政权成立后则尽力辅助，也正是因为如此，道教与李氏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大成国的道教组织系统分析
五斗米道在蜀中具有庞大的组织系统，它能够很好地凝聚信众，并通过其组织传播其宗教思想，同时还可以协调信徒与信徒之间、信徒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其组织的协调作用以增强信众群体的凝聚力，使信徒能从感情上的聚合上升到精神上的信仰。早期五斗米道的组织结构与后来的道教不同，其首领与信徒之间有着很强的人生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部曲”制度造成的。
“部曲”，最早见于《汉书·李广传》，说李广作为大将军，出征时没有“部曲”为他摆仪仗。在《后汉书·百官志》中，对“部曲”一词就有了明确的解释:“将军……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可见，“部曲”原来是一种军队的编制。后来随着“部曲”形态的演变，其含义也逐渐变化为世家巨族的私人武装。《三国志·魏书·卫凯传》载:“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凯书与荀或曰:‘关中膏胶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人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可见，三国时豪族所拥有的部曲数量十分惊人。就连地方政府也不能与之争。自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的世家豪族，纷纷建立坞堡壁垒进行自我保护。大量投靠他们的自耕农也就成为部曲。他们平时耕田，战时作战，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至此，“部曲”已与“家奴”相似，一旦投靠豪门世家，就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担负摇役，而对豪族则有很强的人生依附关系。《隋书·食货志》载，魏晋南北朝佃客对国家“皆无课役”。部曲也“不预军征”。部曲制是父死子袭，只有通过放免或自赎的手段，才能摆脱对豪族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成为自耕农。《晋书·元帝纪》和《宋书·武帝纪》中都曾记录了免部曲为平民的诏令。由此可见，部曲是两晋时期主要的劳动生产者，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依附性。
五斗米道在蜀地传播时，部曲就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力量。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鲁作为当地豪族，拥有大量部曲。《三国志》在记述璋、鲁交恶时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刘璋为了防御张鲁在巴西的部曲作乱，派好友庞羲领兵镇压，可见张鲁的部曲与张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张鲁能够直接控制其部曲，甚至能要求其起兵造反。从张鲁在汉中施行政教合一的统治看来，张鲁的部曲除了以上的含义之外还多了一层意思，即部曲还是一种宗教组织形式。可以说张鲁与其部曲的关系，既是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又是天师、师君和米民、信众的关系。
两晋时社会的动荡，移民增多，这种靠人身依附关系来维持的宗教传播方式又重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晋书·李流载记》载:“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可见，范长生家是当地的大族，其下有部曲上万人。这些部曲成了范长生传播道教的首要对象，由于部曲对大族的人身依附关系，范长生的宗教信仰能够顺利的传播到其信众当中，从而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使“民奉之如神”。也正是由于范长生有如此多的部曲，才能够在李流危难时出手相助，“资给流军粮”，从而扭转败局。为此在李雄称帝之后，封范长生为西山侯，“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人其家”。
由此可见，大成国时期道教的一个重要组织特点是五斗米道首领通常为地方豪族，其手下有为数众多的依附部曲。“部曲”对于主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制度下农民对于地主在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结果给道教带来了在传播组织上的一种新的结构。这种结构能保证道教拥有数量稳定的传播对象，而且由于战时的人口流动使得道教首领拥有的部曲数量不断增加，从而扩大了道教传播的范围。同时，由于经济上的依附使得这种道首与教民的关系十分稳固，这也可以说是大成国以道教立国，政通人和的原因之一。
五、大成国的道教治国方略分析
在李雄大成国期间，政宽人和，事役稀少，社会稳定。可见，这个从农民起义中产生出来的大成国，完全和张鲁雄据汉中时的“民夷便乐’，情况一样，成了当时全国战乱纷争之中的乐土，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广大人民共同向往。大成国之所以能在乱世中建立一个如此稳固安定的地方政权，和其以道教作为社会统治的指导思想分不开。
李氏政权以道教作为其统治思想纲要。史载“李雄笃信术数，求道养志”，拜范长生为承相，尊称为“范贤”，后加拜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由其手上，由此开始了第二次以道教统治蜀地的历史。《晋书·周访传》附子抚传说:“初，贤为李雄国师，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可见，他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拥有不少信徒。范长生通《老子》、《周易》，因此，在其任丞相治理蜀地时多用老子之道及周易中的思想来管理和治理国家。作为五斗米道的首领，范长生精通《老子》的道教治国之术，用以“道”为本的自然主义方式来治理国家。《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被范长生运用在治国上就体现成“无为”的概念。何谓“无为”，冯友兰先生认为“无为”包括少为或寡为、率性而为、因势而为、顺理而为、无为而无不为。范长生的无为而治印证了无为的这几个层次。他治理蜀地时减役宽政，史称“简刑约法，甚有名称。……其赋男丁岁谷三解，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文，绵数两。事少役稀，白一姓富实川。除此之外，范长生也懂得《老了》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治国中。《老了》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范长生治理的国家也i1是“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了小人服章不殊”，废除了封建土朝那一套繁文褥节的朝仪和森严的等级，保持了劳动人民平等质朴的作风。这也就达到了《老…了》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的理想治世。通过范长生的无为而治，达到了良好的社会统治效果，史书记载其治时“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可以说民风淳朴，政治安定。
另外，范长生还精通易理。唐明邦先生根据李鼎柞《周易集解》保存的范长生资料，从易传辞语以及卦艾象来分析范的易学思想，认为范长生的易学与汉代易学有所不同，“他不因象数而淹没易理;反之，力图通过卦象分析，阐明《易传》之人文思想;甚至不假卦象，独就《周易》辞语直接阐述自己的独到心得，而目尽可能使义理结合现实，对经世致用有所启迪。……既不同于玄学脱离现实的空谈，亦不同于汉代象数易学淡化义理的学风。范长生作为一位道教首领而潜心研究《易坎其日的在于用《易》经世，如清马国翰的评论:“观诸}弓所载，知其人盖功名之士，抱才而隐，乘机见用，遂相伪朝。观其以蜀才自命，宜不甘岩穴以终老也。可见，范长生研究易是为了有所作为，以易治世。
范长生运用道教以及《易经》中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充分发挥了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从而能在西晋乱世中开辟出一方乐土，史称“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这也是道教思想运用于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成功范例。
总的来说，西南少数民族賨族与道教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蜀中第一个道教政权汉中五斗米道的张鲁政权，还是西晋时在蜀中建立的大成国，都有賨族的存在。从另一方面来说，道教对賨族的影响也非同一般，无论在精神信仰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结构中，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道教都为賨族提供理论指导和实际帮助。賨族与道教相辅相承，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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