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如期而至。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遇难者名单墙”上又新增了110个遇难者姓名。只有真正站在属于南京的“哭墙”前，去仰望那一万零六百一十五个死难者的姓名，去追祭30万难以安息的故去灵魂，才能切身感受到那场令人窒息的人道主义灾难。

之所以设计“国家公祭日”，就是要让国人留下这个痛苦的记忆，让民族常念这个屈辱的惨状，也是让世界正视这个罪恶的污点。不久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再一次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晋三，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军杀害的南京30万亡灵谢罪！致函中写道，“日本一次次把自己打造成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妄图以此掩盖日本的侵略行径。我们希望日本首脑好好反思，在这个日子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在那里向遇害者谢罪道歉”。最近几十年，日本历届政府一直在强调“战后结束”，一直在强调“历史和解”，但如果连南京这样人类级别的战争惨案都无法正视，总是把历史问题转化成一种政治问题，试问战后如何结束？历史怎么和解？

尽管大家都清楚，安倍是不可能来南京的，但他选择去珍珠港，还是有人会感到意外。事实上，安倍去珍珠港的意图，并不能用正常的反法西斯史观来理解。在日本右翼的认识中，有一派始终认为，偷袭珍珠港是一种“战争指挥上的失误”，如果帝国“没有攻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不会爆发，也就没有帝国的失败”。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军国主义这种东西，只要一经启动，就是军国主义自己也不能制动，最后也一定会滑向罪恶的失控与崩溃的结局。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已经预判到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力量，但根本不能阻止“帝国战士”的行动。一如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所坚信的，在军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战场暴行的自然衍生物，一般国民也负有相应的战争责任。

右翼的解释逻辑，一言而释之，第一是把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偷换成了普通的战略战术问题；第二则是把有进步性质的反法西斯战争，偷换成了无道义区分的帝国主义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倍对珍珠港的访问，其实是日本对美国的再一次“偷袭”。从安倍对靖国神社弯下的腰背，到日本政府反复强调访问珍珠港不是道歉之旅；从安倍对慰安妇问题的切割处理，到日本政府以拒缴会费来阻挠南京大屠杀申遗，都能看出日本右翼势力的习惯，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表达战争发动者的所谓被迫者立场，塑造战争加害者的所谓受害者形象。

“如果日方想深刻反省、真诚道歉，无论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是‘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或是‘七三一’部队遗址，中方有很多场所可供其凭吊。亚洲邻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提醒日本乃至国际社会，二战期间加害国对受害国所犯罪行不容遗忘，历史不容篡改。”外交部发言人不仅回应了日本，也在提醒我们的“盟国”不要选择性地忘却。迎接安倍去珍珠港的美国人别忘了，由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罪证镜头，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被弗兰克?卡普兰编进了战时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用以提醒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凶残的敌人。淡忘和歪曲不仅仅意味着对单纯事件的忽视和掩盖，更意味着当人类灾难遭遇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考虑时得到的区别对待。

世人都应该清楚，今天的和平，离不开对反法西斯战争道义和历史的担当。如果偏离了这一根本出发点，难保不会再出现所谓“战略战术”上的惨剧。